近期，上海证券报记者针对当前宏观经济与稳增长政策对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进行了专访。赵伟表示，一季度经济数据整体超预期，但二季度经济恢复放缓。当下的经济修复驱动，主要来自于场景恢复拉动的消费、服务业、及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LPR下调、准财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稳增长政策或可加码。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但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

当下的经济修复驱动，主要来自于场景恢复

对于上半年的经济情况，赵伟表示，一季度经济数据整体超预期，推升大家对基本面向好的预期，伴随4月以来高频中观指标和经济数据走弱，又导致大家预期再度下降。当下的经济修复驱动，主要来自于场景恢复拉动的消费、服务业、及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相较于地产驱动，服务和新兴产业对经济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带来的微观感受也相对偏弱；且疫后“疤痕效应”的存在，导致大家容易对经济产生悲观情绪。虽然地产大周期向下已是共识，但需要看到的是，地产链对经济的影响已经逐步减弱，除了房地产本身外，更多表现为投资减少、乘数效应减弱，投资乘数效应由最高2.7倍下降至近2倍，意味着不论是加大刺激还是继续恶化，对经济的影响都不宜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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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包括哪些？

赵伟表示，LPR下调或进一步降低实体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需求修复的同时，准财政措施等或进一步推动需求“主动”释放。作为预算内资金的重要补充，准财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或可加码，进一步打通项目资本金“堵点”，有效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政策性金融工具，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及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使用进度也相对较快，截至2022年11月中旬，7399亿元金融工具资金已全部投放完毕。期间，准财政支持资金、PSL也明显放量，2022年11月单月新增3675亿元、为近年单月新高。

他说，除财政端外，近期刺激消费政策也层出不穷。年初至今，中央会议多次强调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部门提出从居民收入、金融服务、消费环境等方面着手促消费；地方层面，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中旬地方消费券投放近60亿元促进消费需求，部分地区亦举办消费节、展览会等提振消费供给。

特别国债或在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

赵伟说，特别国债是为服务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与普通国债不同，特别国债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其发行不影响赤字规模和赤字率。但特别国债仍属于政府债务，需按照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列入年末国债余额限额。

他表示，历史上有三次新发特别国债的发行，一是1998年为改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二是2007年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措资本金，三是2020年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前两次特别国债的发行，基本上都是面向特定商业银行开展。此种发行方式可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快速筹集资金，方便进行宏观调控。不过，这种方式需要央行配合，以避免短时间内造成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2020年特别国债则为全部公开发。

他认为，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使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然而，特别国债也受流程、时长等限制，2020年的一万亿元特别国债发行由3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经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地方申报项目、财政部下达额度等环节，于6月下旬开始发行、7月底发行完毕，并在之后转贷地方，从提出到发行完毕用时近4月，相比“准财政”政策，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增长关键

中长期来看，该如何扩大投资与消费？投资方面，赵伟认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减少民间投资准入限制，提升国有资本引导能力。一方面，放宽民间投资行业准入限制，取消和减少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附加条件，推动社会事业向社会产业转变，扩大民间投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增强国有投资的协同引导效应。发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牵引作用，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参与交通、市政、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实现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同行。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拓展企业融资资源。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发展模式，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融资支持，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企业融资的综合成本。三是落实支持民间投资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便捷企业营商流程，建立与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破除行业隐形壁垒，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建立促进民间投资的长效政策机制，提高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等。

消费方面，他表示，中长期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一是拉动居民收入增长，让居民“有钱花”。长期来看，拉动消费关键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年初经济修复分化下，青年人就业承压，居民收入修复放缓或是制约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6月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农民工以工代赈、保市场主体等稳就业政策频出，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或可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居民收入修复，持续提振消费。二是扩大新型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让居民兜里的钱“有地方花”。新型消费对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力、稳定就业和稳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要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等。三是做实民生保障，让居民“敢花钱”。完善民生保障或可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发消费和投资活力。针对性地缓解民生领域，包括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对于民众的压力，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体系。（于勇王敬博）